北京天坛地处原北京外城的东南部，故宫正南偏东，正阳门外东侧，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，是中国古代明、清两朝历代皇帝祭天之地。这个建筑综合体是帝王祭天的场所，它创造了一个象征性的联系，来加强孔子的社会的等级制度。

　　明朝天地合祀大典从明洪武十年(1377年)开始，历代沿袭举行160余年，至明嘉靖年间，明世宗朱厚熄进行“大礼议”，决定恢复洪武元年(1368年)天地分祀的旧制，于是，在大祀殿南建圄丘，以冬至日举行祭天大典，当年建成。圄丘由明世宗朱厚熄亲自定制，为三层台圆形蓝色琉璃建筑，环以内外两墙，内墙遗圆形，外墙方形，置两重损星门。圄丘北建泰神殿。嘉靖九年(1530年)冬至日，明世宗朱厚熄于新建国丘举行了隆重的祭天典礼。嘉靖十三年(1534年)十一月，明世宗朱厚熄谕礼部：“南郊之东坛名天坛；北郊之坛名地坛；东郊之坛名朝日坛；西郊之坛名夕月坛。”天坛由此而得名。

　　实行四郊分祀之后，大祀殿废而不用。嘉靖十七年(1538年)，明世宗朱厚熄改泰神殿为皇穹字，并诏令拆大祀殿。嘉靖十九年(1540年)，明世宗朱厚熄在大祀殿原址建大享殿。“岁以季秋大享上帝，奉皇考睿宗献皇帝配”。大享殿由朱厚熄、“亲做具象”,建设工期逾五年,嘉靖二十四年(1545年)大享殿建成。但这时朱厚熄经宫女杨金英谋狱之变后已移御西苑,“郊庙不亲，朝讲日废”，再不肯到天坛祭祀，凡天坛大祀均遣官恭代。故大享礼仍在内廷举行,大享殿建成后也就一直闲置，但嘉靖皇帝对祭祀制度的一系列更改却最终奠定了天坛的基本格局。

　　1644年，清王朝定鼎中原，以北京为国都。清王朝沿袭明朝旧制，仍以天坛为祀天之所，所有坛谴制度仍遵其旧。清乾隆朝(1736-1795年),乾隆皇帝倡导开始对天坛进行大规模的修缮、改建及扩建，先后修缮、改建及扩建了斋宫、圄丘、祈年殿、神乐署、坛墙；新建了寝宫、圄丘钟楼、圈丘门、花甲门、古稀门,改大享殿为祈年殿；天坛著名的声学建筑“回音壁”也是在这一时期改造建成的。乾隆朝还于天坛广泛植树，种植了大量的松、柏、槐等树术。由于乾隆皇帝对天坛进行改建、扩建的一系列举措，使清乾隆朝成为天坛历史上继明嘉靖改制后的又一重要时期。乾隆朝以后，清朝逐渐衰败，再无力对天坛进行大规模的改造，天坛的格局一直保持至清末。

　　1900年8月，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，占领了北京，天坛也被八国联军占据，帝国主义军队盘踞天坛达一年之久，天坛的建筑、园林及礼仪陈设遭到严重的破坏。八国联军撤走以后，天坛神圣的地位不复存在,管理日渐荒疏。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，面对公众开放。民国年间，天坛经历了军阀争战，日军占领，流民滋扰，虽然坛庙管理当局努力维护，但天坛仍然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。许多建筑倾坦，古树凋零。1948年12月，国民党守军困守北平，竟扒毁了天坛的南坛墙，拆毁了明代石牌坊，伐除古松柏千余株，造成了天坛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。

　　1913年，当时的民国政府划天坛外坛为林艺试验场，以后又建传染病院飞防疫处、电台于神乐署，天坛坛域开始被挤占、蚕食，至20世纪70年代末，天坛东南、南、西南外坛被辟于天坛公园园外。位于天坛外坛西南隅，明清时期专门为国家大祀、中祀饲养祭祀用牲及祭祀牺牲之神的天坛牺牲所也被夷平，天坛原有的“回”字形的平面布局变得残缺，形成今天天坛公园“凸”字形的平面形状。

　　天坛是中国古代皇帝的祭坛，也是中国悠久的祭天文化的结晶，其宏伟的建筑、苍翠的古树、丰富的文物收藏既记载了中国古代先民的企盼和希望，也记录了封建帝王的睿智、昏庸和腐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