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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内行走休闲游
作者:糊涂逍遥    出游时间:2013-06-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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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深圳烈士陵园

  几乎每天都经过烈士陵园,每天都能看见那个造型特异的纪念碑,但是我从来没有到烈士陵园里走一走。清明节将至,又赶上星期天,过去看看。

  烈士陵园位于北环大道和彩田路交汇处,占地约有六、七万平方米,陵园正中央竖立着纪念碑,1986年落成。朝南的碑面,深圳著名的革命家曾生同志题词,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。”如今的年轻人知道曾生的越来越少了,想当年,驰骋惠州深圳东莞的东江纵队总司令就是曾生。纪念碑下面,新放了许多花圈,有深圳大学的,有新安中学的,有公安局特警支队的,鲜花盛开,慰藉逝去英雄的灵魂。烈士陵园四周柏树常青,无比肃穆,唯有北环大道嘈杂的车声不断。

  烈士陵园里人很少,转了一圈,坐在树荫下,仰望纪念碑,思潮起伏。

  要不是看了网络上的留言,或许我还不会到烈士陵园来瞻仰。网上留言说,11点钟有庞大的反日聚会,我要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。11点了,还静悄悄的,没有什么人来,我立刻想到自己把时间记错了。

  没有人不要紧,不妨碍我反思日本侵华的简要历史。早在封建社会,日本是中国的藩属,中国强大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征服了日本。日本人谦虚地向中国学习,他们的宫殿模仿中国,他们文化的核心表征文字也来自中国。但是19世纪中叶以来,中国日趋腐朽,逐渐地沦为西方帝国的殖民地,这给日本朝野震惊不小。美国人佩里同样依赖船坚炮利敲开日本大门,从此,日本放弃传统的中国文化,彻底地向西方学习。福泽预吉等学者积极主张“脱亚入欧”,于是他们掌握了残酷的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,一种弱肉强食的理论,加上传统的武士道精神,日本民族短时间内就实现文化心理转型,整个民族都成为道地的“香蕉”民族,黄皮肤,白心理。明治维新以后,日本加速发展,军国主义甚嚣尘上,从这个时候起,他们死命地盯上了积贫积弱的中国。

  早在明清,日本倭寇即时尔侵略我国沿海,大肆抢劫。19世纪60年代,日本借口渔民纠纷,对台湾进行侵略,拉开侵略中国的序幕。1894年甲午海战中日进行海上实力大交锋,惨败,台湾割给日本。此时,日本已正式成为亚洲第一帝国,加入到西方殖民者的行列。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,有日本。1904-1905年日俄战争在东北进行。一战期间日本以战胜国的姿态接管德国势力范围山东,逼迫段祺瑞军阀政府签订二十一条。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,侵略东北;接着,以《塘沽协定》等不平等文件向中国内地渗透;1937年日本认为时机成熟,掀起长达8年之久的侵华战争,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,3500万中国人死于战争。

  一部中日近代关系史,就是一部日本侵华史。不过时间的力量强大,历史正在被逐渐湮没。日本人凭借其经济实力,不断希图摆脱其“经济巨人,政治侏儒”的国际局面,一心妄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,同时歪曲中日关系的右翼教科书不断得到批准,日本也一再掀起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。

  日本侵略东北长达15年,这样的历史自然从小在我的心理埋下阴影,读书渐多,对日本了解越多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文化学剖析可谓精当,日本人表面谦逊有礼不失菊的特性,而骨子里则绝对是武士道侵略成性的长刀式残酷。日本念念不忘侵占中国的战略企图,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。

  在今天的和平时代,诉诸武力解决问题是愚蠢的,但韩国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战后,韩国人自发地拒斥日货,不买日本车,不看日本电视,借着世界经济发展大势,韩国人制造了自己的奇迹,大宇、现代、三星等等成为世界性品牌。早在20世纪初期,中国就发生过多次抵斥日货行动,而今天,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这项最伟大的战略战术。日本有钱,但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到来之前,无论国内还是全球范围,经济总是从属于政治的,所以,有钱不能代表一切,许多事情是用钱做不到的。

  在烈士陵园静坐了好久,我喧闹声包围的一片宁静中,我希望新一代年轻人不要忘记历史,没有历史感,将让我们重新犯同样的错误。太阳照耀着我,我发誓,从2005年4月3日始,至死抵斥日货,不买日货。我们即使不做猎人,也不能再做农夫,我们要记住,苏醒过来的毒蛇依旧会咬人的。

  小公园即景

  楼下有个小公园,小得可怜,夹在道路楼群之间。睡醒了觉,心里发空,到楼下走走。

  小公园中央有个小广场,四周布了几个长条铁椅。靠近马路的边缘栽植了不少假槟榔,小叶榕排列成的树墙得到精心的修剪,上面发出翠绿的新芽。公园就在楼下,可从来没到里面休闲一下,没有时间是个原因,每日行色匆匆,忽略了生活原来的面目。

  一共四条椅子,休闲的人多,等个位置不容易。一个老人家走了,才留出我的座位,在这一片狭小的空间里,整个人松散下来,我发觉自己好累。

  广场上的孩子们玩闹得很厉害,每个周末他们的嘈杂声都会超过汽车声,穿透我永远关不紧的玻璃窗。我要数数有几个孩子,可是他们不停地来回奔跑,让我眼花缭乱,11个孩子让我足足数了十分钟,要不是来了一条大狗让孩子们暂时地安静下来,恐怕一个晚上我也得不出来确切的数目。有两个大一些的女孩很调皮,也很坏心,她们追逐着几个只有三、四岁的小男孩,追上了就把他们推倒在地,好在广场的中央地面是塑料泡沫材料,男孩们不致受伤。爬起来的小男孩感到很委屈,拼命地要报复,于是开始追赶小女孩,可是他们的脚步太小了,怎么也追不上。女孩跑回来,又把他们推到,周而复始。

  广场的周围是一些保姆,有9个人,她们站在那里聊天,时而大笑,时而低语。对面的椅子上有一对情侣,男孩躺在女孩的大腿上,不时地笑出声来,幸福外溢。那个女孩狠狠地掐了男孩的脸蛋儿一下,俯下头去亲吻他。一个戴红袖箍的保安停下单车,用脚支地,远远地羡慕着那对情侣火热的青春。

  四个老太太坐在我身边打牌,一个老太太看牌,五个老太太的笑声五种味道。有个大眼睛的小狗趴在老太太们的椅子下,瞪着大眼睛看我,小狗鼻子短短的,黄白毛相间,看起来可人。我叫它,它不理我。倒是一个两岁多的小男孩发现了这只小狗,要摸摸它,小狗不给他摸,在前面跑,小孩在后面追,小狗跑得快了,就停下来等等小孩,小孩要追上了,小狗又跑起来,小孩逗狗,还是狗逗小孩,已经不知道了。

  公园里的灯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,发出幽幽的白光。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,梅林四村的食街又开始烧出袅袅的白烟,很快地,烧烤的味道将弥漫整片社区。

  远处密匝匝的楼房默然站立,忽然感觉这个社会让我束手无策,除了记下点儿什么,我竟然无能为力。

  没有风,什么都是静静的。

  元勋旧址探访

  周末的早晨,起床通常都很晚。洗漱完毕,和太太订好了一天的活动,先去看房子,然后去图书馆还书借书,最后去寻找一处隐藏在城市里的老围屋。看过了房子,在汽车站等公交车,没有到图书馆的,看来只好直接去笋岗村找围屋了。

  没去过,下了汽车就走反了方向,找了半天一无所获,问一位老人家,告诉我们已经南辕北辙。初夏以来,最热的一天我们赶上了。太阳毒辣辣地烧烤,两个人走进了一片废墟之中,热风吹来,袭起阵阵黄尘。太太又开始埋怨,我训斥了几句,没想到她背着包转身寻原路走了。我一个人站在太阳底下,看着她的身影越变越小,最后走上了笋岗路。

  (一)

  肚子里叽里咕噜,早晨没吃饭。又找了半天,才找到笋岗村,据说因为当地原来长有许多竹笋,因此得名。和特区里其他一百多个城中村一样,“握手楼”密密麻麻,窄窄的巷子深进楼群里。各种各样肮脏的大小店铺、洗头房、士多店延伸进去,有人来回走,有人悠闲地坐着。

  向村里走了约50米左右的样子,转左手边,我看见了古旧的墙角,没错,一定是元勋旧址了。元勋说的是元末明初的深圳人何真,因为他是明朝的开国功臣,元老级人物。

  斑驳的青砖结构,一整片的一层房屋群,围屋被完全包围在楼群之间。整座围屋占地四千平米,呈长方形,围屋前面由政府修建了一个小广场。围屋南面的门额石匾上刻有“元勋旧址”四个大字。围屋外原来还有护河,现在也没了。经济迅速发达的深圳,文物破坏得极其严重,能在闹市区保留下老围屋,已经不易了。

  进了围屋,门口处有人卖香和纸,向前看,巷子的尽头香火烧得正旺,有大人和小孩在那里叩头。围屋内有3条纵巷,6条横巷,巷子很窄,只容得两个人对面擦肩而过。围屋里有上百间房子,不过现在空无一人,上了锁,透过破旧的窗子向里面看,所有的房间都狼藉一片,有的墙上还粘贴着半裸女郎,看来这些古老的房子曾被当过出租屋。

  转了一圈回到门口,发现有个狭小的楼梯通往屋上,登至楼顶,眼前豁然一亮,朝南的一面竟然是跨越洪湖的彩虹桥,西面和北面是高耸的农民楼,东面是广深铁路。

  紧挨着围屋的东侧,还有一片仿古建筑。出了门信步过去看看,原来是妈祖庙,也是何真后人捐资兴建。闽粤一带沿海,渔民靠海生存。福建莆田女子林默,因为她不喜欢说话,又叫默娘。据说默娘心地仁慈,常常在海上显灵救助渔民并且为他们医病,人们称呼默娘为妈祖,永久地纪念她。

  进了妈祖庙,左右门口各有一个凶神恶煞,据说两个妖怪曾在海上兴风作浪,被妈祖治服。妈祖庙两进三间,屋子的两侧摆满了民间的侠义人物,关羽、哪吒等几十位都有位置,大堂正中放置巨大的妈祖像,上有一巨大匾额,书“海不扬波”。庙里没有人,又黑又暗,供奉的小台灯发着幽红的淡光,佛乐飘飘,心里一下子静了许多。出门的时候,有两个妇女来拜妈祖,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。

  (二)

  元朝末年,战乱纷仍,义兵四起,何真带领家人从东莞迁至现今的笋岗村。何真“好书剑”,是文武全才,他以笋岗村附近为据点,收兵买马,兼并其他地区割据势力,逐渐控制了岭南地区。岭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独特,历史上曾在汉朝独立过“南越国”,唐朝末独立过“南汉国”。部下建议何真“效法赵佗,自立为国”,何真不为,并且杀了这名部下。很快地,何真凭借实力,被元朝统治者封为行省左丞相,二品。元末,广东大部分地区因为何真的治理与维护,基本上没有遭到兵火的洗劫。

  朱元璋称帝后,南征广东,何真顺应时势归附明朝,从此亦得到朱明王朝的重用。何真曾历任江西、山东、四川、山西、浙江、湖广六省布政使,也就是始终都在地方做一把手,堪称封疆大吏,为明朝开国元勋之一。后来何真被封为“东莞伯”,这是地方诸侯能获得的最高爵位,煊赫一时。

  朱元璋是个反复无常、刚愎自用的人。国家一统后,朱元璋开始集中精力,逐个消灭他所认为的潜在危险者。朱元璋制造了史上著名的“胡蓝党案”:胡惟庸是朱元璋的老丞相,把持权柄日久,朱元璋对其堤防不已,终于以谋反的罪名诛杀胡惟庸及其同党三万余人;蓝玉是朱元璋手下大将,南征北战,为朱明王朝立下汗马功劳,军功日多,蓝玉娇奢气焰大涨,军令有所不从,朱元璋同样以谋反罪名杀戮蓝玉党人数万。

  胡惟庸案大肆杀戮的时候,何真尚能认清时事,终日在家温习儒家经典。蓝玉案喋血时,何真已死,因何真与其子何荣曾与蓝玉共同收复云南,终于未能逃脱此劫,何氏宗族满门灭斩,15000人血流成河,何真的8个儿子只有何崇祖侥幸逃生,从此隐姓埋名。

  皇帝稳固江山以后,权势欲增,于是大肆杀戮功臣,不禁让人毛骨悚然。汉初大将韩信曾说:“狡兔死,走狗烹;飞鸟尽,良弓藏;敌国破,谋臣亡。”

  政治是一场残酷的游戏。回首再望一眼元勋旧址,顿觉人生易变,世事难料。

  (三)

  老围屋很快地又掩藏在城中村里,上了大街,我竟然迷茫。钱包放在太太的背包里,我身无分文,除了一部手机,我一无所有。太太连续打了几个电话,不想接,关了手机。车来车往,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无异于一颗尘埃,渺小而无力。

  太阳烤着我,我从来没有那么口渴过,路过小店,我不敢张望。沿着北环大道走,我看见八卦岭的木棉开得红彤彤的一片。

  小孩的时候,我常常能走十几里路,一点儿也不累。现在不行了,我总要坐在有树荫的地方休息一下。

  这个周末,我忽然体验了从未有过的彻骨的孤独。

  荔枝公园的周末

  图书馆就在荔枝公园的北缘,还了书,给管理员罚了六角钱过期费。我说不罚行不行?管理员说不行,必须执行规矩。给她一百元,看着她跑了好几个房间才找我一堆散钱。2005年4月10日,网上流传依旧有anti-japanese活动,我一直想要用自己的双眼见证中国人的觉醒,为了寻找anti-japanese队伍,我必须穿过荔枝公园,才能走到深南大道。

  荔枝公园位于深圳市中心区,占地面积近30公顷。1982年,也就是特区建成的第三年,深圳还局限于东门一带,不过一个小镇,在郊区原有的589棵老荔枝林和一片低洼稻田的基础上,挖湖、造桥、铺路,构筑成现今的荔枝公园。公园内有亭台楼阁、水榭花廊,小桥流水,倒也略显雅致。由于公园地处繁华商业闹市,因此,绿地弥足珍贵,堪称一叶绿肺,在车马喧嚣的都市,多少让人宁静。

  记得初来深圳的时候,徜徉于荔枝公园,竟被深深吸引。闲坐于湖边,远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,地王大厦、深圳发展银行大厦等著名建筑穆立于眼前,好一派现代都市风光。夜里,彩饰霓虹将所有建筑装点得妖娆万分,倒映在湖水里,真是让人流连忘返。

  如果雨水来临之前,注意观察蚁窝,就会发现几乎所有蚂蚁都倾巢出动,你来我往。周末的荔枝公园,游人竟然超过了蚂蚁。以“雅、幽、静”为造园思想的荔枝公园,如今仿若巨大的市场,人声鼎沸,十足热闹。有踢毽子的,有聊天的,有说书的,有唱京剧的,举凡休闲的活动,公园里差不多应有尽有。爸爸住在我家的时候,常常一个人闲逛到荔枝公园,听唱歌唱戏。爸爸对一个事情感到奇怪,“小二,你上那么多年学,读那么多年书,口才赶不上公园里说书的,那人还是小学文化。我看那口才当总理都够料。”

  背着书包穿过一层又一层的人,一个女高音把我吸引住了。走到近前,才发现共有五支队伍,有单独拉二胡的,有弄手风琴的,有放录音跳舞的,没想到五支队伍的音乐可以同时齐鸣,呕呀啁喳难为听,耳朵不够用了。跳舞的人围观者最多,有几个黑乎乎的老太太在人群里转圈,几个小孩也跟在后面手舞足蹈,不亦快乐。女高音又开始演唱了,唱anti-japanese革命歌曲,曲高和寡,没人听,大家都跑去看跳舞了。我站在那里倾听,女高音就对着我认真地唱,歌声把我唱得热血沸腾,恨不得扔给小日本一颗原子弹。演唱快结束的时候,我用力地鼓掌,女高音表示感谢,还给我鞠了一个躬,我怪不好意思,白听歌曲,还受人尊敬。看来高雅艺术注定孤独。我坐在台阶上,抬头看见一个新奇的东西,巨大的木棉树上,挂着一个巢,或者蚂蚁或者马蜂,有南瓜那么大。我站起身来,在人行路上不停地看,很快地就有几个人跟着我一起看,一会儿工夫聚了好多人,大家指手画脚,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巢。闲人们都仰着头,看树上垂下来的东西。

  背包向前走,到了小桥观鱼处,小孩子们拿着鱼食一把一把地洒向湖水里,黑鱼红鱼争着抢着来吃。鱼又多又肥,它们没有人类的聪敏思维。有些东西不能抢,吃多了长得快,长得肥,慢慢地就合乎宰杀的标准。越积极,越早成为俎上肉。有一条特大的红鱼,引来孩子们的阵阵欢呼声,估计应该是高祖级的锦鲤了。

  有人气的地方自然有龌龊。妓女常在公园内拉客,多次见诸报道。有几次孤身穿越公园,见过披着长发抹着红嘴的妓女,向我使眼色,看着她们那白脸擦得妖精似的,胸口里反胃。不单是妓女,荔枝公园也成为同性恋者交易的地方,有报道说,有位初来深圳的老人家夜里散步,竟然遭到男同性恋者性骚扰,老人发誓再不踏进荔枝公园一步。深圳是个复杂的地方,荔枝公园也能让人发噱。同性性交易法律没有规定,警察也没办法,但是加大整治力度后,状况应该好多了。

  步出公园,红岭路上人潮汹汹。深圳永远都是人多,目之所及,大人小孩男人女人,应有尽有。小平画像前,摄像师们不停地兜售他们的快照。有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男子走过来问我鹏程医院在哪里,我直觉他下一步该向我借钱,神经绷紧,没想到估计错了。

  尽管人来人往,但这个城市永远没有交流,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总是不安和躁动。没有谁会真正相信谁,所有人都蜷缩在自己的躯壳之下,在夜幕里,疲惫地躲进高楼里一间间亮灯的斗室。

  深南大道上车辆东西奔流,没看见anti-japanese的游行,一定是我来晚了。

  我心中的红树林

  我偏爱自然,可能和我的农村出身有关。人类再智慧的建筑和遗迹,在我的眼里,都不如大自然的万般造化。所以,看过了现代化的深圳和国际化的香港,黄种人类的城市文明基本上对我就没有吸引力了,新加坡和东京的楼再高,我也不想看。我是那么地亲近自然,我最喜欢的景点也一定是自然的。在深圳市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我的最爱。

  2002年初,来深圳找工作,那时我对深圳的了解是零。和朋友沿着迷人的滨海大道乱走,走到了隔音墙的位置我还疑惑,在路边建这么一排东西有什么用?后来我知道那是把汽车的噪音从鸟类的栖居地隔绝开来。等我走到深圳湾畔,站在滨海公园的边缘,我惊呆了,上万只鸟儿静静地伫立在滩涂上,那一片美景让人心醉。我决定,就是为了这些鸟儿,我也要立志扎根在深圳。

  深圳的内伶仃-福田自然保护区建于1984年,1988年晋升为国家级,由内伶仃岛和福田红树林两部分组成,主要保护对象为猕猴、鸟类和红树林。内伶仃-福田自然保护区是国内唯一设在城市里的自然保护区,因为在我们所有人的印象里,自然保护区都远离喧嚣。可是,深圳是个例外,红树林的背后,都市高楼林立。

  红树林东起新州河河口,西到红树林海滨生态公园,沿着滨海大道南侧,全长约11公里。红树林、鱼塘和苇丛、海岸滩涂,三者共同构成了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,为许多甲壳类和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饵料和育苗场所。根据《湿地公约》(WetlandConvention)的规定,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水水体就是湿地,因此,红树林湿地对深圳来说非常珍贵。

  红树林并不红,如果把红树林想象成漫山遍野红叶那样的场景,那可大错特错了。不过,我也好长时间才弄明白红树林的确切含义。红树林主要生长在热带地区的海岸地带,是海岸特有的一种常绿植物群落,如红树、秋茄树、海莲和木榄等都是红树植物。红树植物皮质内多含一种叫单宁的元素,刀砍后常常会变成红色,因此叫做“红树林”。小时候听爸爸讲过,有一种树会流血,受伤后流出的液汁是血色,我总是感到害怕。红树植物的生殖方式和动物相近,是“胎生繁殖”,种子在母株上成熟后,直接落下插入具有厚层淤泥的土地,只要2至3个小时,即可以成长为新株;如果落在海水里,几个月也不会死掉,一旦遇到泥土,立即生根。生长于海岸的红树林,潮涨时只残留树头;潮落时郁郁葱葱,被称为“海上森林”。红树林下总能看见蹦跳的弹涂鱼,招潮蟹总是神出鬼没,四处爬动。

  单单是红树林,还不足以引发我巨大的兴趣,我喜欢绿色,但我不是植物学家。由于多种浮游、底栖海洋生物生活在红树林下,丰富的食饵使红树林变成鸟类生息的良好场所。据深圳市观鸟协会的朋友统计,红树林约有鸟类256种,数量之多,令人咋舌,其中不乏黑脸琵鹭、卷羽鹈鹕等珍稀濒危物种。此外,迁徙的鸟类也把这里当作优良的中转站,每年都有10万只以上长途迁徙的候鸟在红树林停歇,候鸟来临,蔚为壮观。与红树林隔海相望的就是香港米埔湿地,鸟儿在深港两地自由地迁徙飞翔,常常令人羡慕,什么时候人类能合和为一家,像鸟儿一样,社会才是真的进步了。

  1999年深圳市政府在红树林的西侧修建了海滨生态公园,作为保护区的缓冲区域,公园内遍布亚热带植被,养心悦目。有外地朋友来,我都会带朋友去海滨公园。一个高中的老同学漫步在海滨,当她看见群鸟翱翔于深圳湾上空的壮丽景象时,张大了嘴巴,“这不是真的吧?”

  海滨公园和市内大多数公园一样,都是免费的,市民尽可于周末来休闲。但是作为保护区另一部分的内伶仃岛,踏足的人就不多了,因为保护区严禁外人登陆。内伶仃岛位于伶仃洋东侧,处在深圳、珠海、香港、澳门之间,是漂浮在海洋上的一片绿洲,最高峰尖峰山海拔340米。岛上有猕猴、穿山甲、蟒蛇等生存,猕猴约有300多只,那些猴子是怎么跑到岛上的,现在已经没有人说得清了。

  2003年一个朋友托了内部关系,找了条船,有幸巡游一次。船离蛇口港,深圳渐渐地飘浮于海上,没想到在海上看深圳是如此壮观,离深圳远了,和香港就近了。等看见远处飞机不停地从香港起飞的时候,就到了内伶仃岛。岛上亚热带植被茂密,几乎没有裸露的土地,岛上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,绕着小岛盘旋。刚刚下过雨,腐叶和树木的气息沁人心脾。我们只能沿着小路前行,上山是不可能的,藤蔓缭绕,再说有蟒蛇。我一直想看看野生的猴子,可惜他们都藏在山里,不出来。岛的东侧有一片金黄色的沙滩,碧海蓝天,只可惜不能在那里休闲。没想到返回的时候,有人在一颗巨树的枯枝上发现了猴子,我们向她摆手,她根本不理我们,自在地给baby抓虱子。那一刻我想,多么地希望自己变成内伶仃岛上的一只猴子。

 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但是华南地区直到1950年才解放。1950年,现在的深圳当时是宝安县,宝安县解放后,国民党军残部1000余人分乘6艘舰艇退守到内伶仃岛上。解放军奉命追击,从赤湾登船渡海,国民党残军无心抵抗,纷纷逃窜,很多在海上就成了俘虏。接着,解放军用5艘商船与国民党军的27艘炮艇在伶仃洋海面对阵,国民党军2艘炮艇被击沉。内伶仃岛的解放,标志着宝安全境解放。在解放内伶仃岛的战斗中,解放军16名指战员光荣牺牲。1980年,建成解放内伶仃岛纪念碑,原东江纵队总司令曾生题词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”。

  我心怡红树林,常常带着望远镜过去散布。坐在草坪上,远眺香港,白鹭群飞,心态祥和。

  在红树林,我能感觉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,斜倚栏杆,海风阵阵,真的能忘掉尘世间的烦恼,所以,我总是不愿意回家去,哪怕夕阳已经低落。

  深圳书城,满城书香

  我绝对不喜欢逛商场,所以我担心万一有了钱,我花不出去。我唯一留恋的地方是书店,在书店里我能站着、坐着或者斜着两三个小时而不觉劳累。一般懒惰的人都喜欢逛书店,沉浸在虚幻的世界里美梦连连,不亦乐乎。我能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,很快地找到最好的书店,或者说我的眼睛只是在光怪陆离的招牌中间寻找书店的字样。我走到哪里,都要买上几本书,几乎成了习惯,因为我走到哪里都要带着一两本书,我怕空闲时的寂寞,没有书,我已几乎不能生存。

  第一次进深圳书城是在2002年,那年我刚来深圳,为了尽快地熟悉工作,我一次就买了几百元的业务书籍。第一次去书城,就喜欢上了那里。书城位于罗湖区的最繁华路段,北面正对深圳的标志性建筑地王大厦。书城二楼主要出售经济、社科类书籍,三楼主要出售文学、教育、古籍类图书;四楼主要出售科技类图书。由于个人爱好,我偏重二楼,偶尔也上三楼,四楼只买过一次四卷本的《电脑傻瓜入门》,直到现在也没看完。

  进了书城,就进了知识的海洋。书城和书馆相比,书馆的书太破旧,而书城则紧紧追踪最新发展风尚,2005年初去书城,在浏览中忽然发现老同学的作品,他居然把英国贵族研究得津津有味,立刻给他电话庆贺,他说喜欢看他作品的人不多,因此出版后大部分都搬回了自己的书房,他立刻答应寄给我一本。放下电话,感到有点儿无奈,老同学人寂寞,书也寂寞,茫茫天涯找到知音如此之难,市场社会人都向钱看,庸俗的才是大众的,老同学走的路子过于孤僻,曲高和寡,只能孤芳自赏。想想自己把日子混得如流水一样,什么收获都没有,心底惭然。

  我喜欢整排整排的浏览,一个下午的功夫,我几本可以称职一个学科的图书管理员。写书的时代人们都疯狂了,好像什么人都在写书,很快地就能看出作者与作者之间的抄袭痕迹,有个李亚平作了一本畅销书《帝国政界往事》,其中关于苏轼的部分我怎么看怎么熟悉,回家翻翻《苏轼传》,发现不少提法都来自林语堂,我只感觉作者才气冲天,想想以前怎么还没听说过呢。一个文学史,架子上就有十几种版本,有些年轻而未闻的作者故作深沉,肆意评论,其实文学史里的作品没看过多少,怎奈中国人作假成性,拿名誉基本不当回事,有利可图就行。书城的书多得让人心慌,进了书堆里,一辈子也看不完,就别说自己再写书了。清朝纪晓岚读书编书很少写书,他说世上的道理前人都讲过了,好像没什么可写的了。想想也对,我们这个信息时代,什么都是书,读都读不过来,写书又有什么意义呢?

  我赖在书城,总是能省略一顿饭,也不觉得饥饿,有几次书城关门了,我才不得不回家。在闹市的东门商业街里,深圳书城有个东门店,那里出售打折书,一度吸引我,我像妈妈买东西一样,打折货总是有诱惑力。有几次我花不到一百元钱,买的书提着都累,越是那样,东门店越让我着迷。深圳书城还开了个南山店,有一次特意去逛,没想到南山的朋友非要拉着我吃饭,喝着酒慢慢地就夜晚,再想去的时候人家打烊的时间快到了,所以到现在也没去成。在深圳中心区的莲花山下,政府又划了一块地建设书城中心店,多次路过那里,总是在施工,可以理解,政府的工程如果快,就不正常了。建筑工地外面画着图形,看来中心店竣工的时候一定很壮观。

  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这句话很有道理。在书城买了许多书,不买的时候总想着要据为己有,真正买了之后却不怎么看了,或者没时间,或者书太多,借口不少。我渐渐地意识到,一抱一抱地往回买书并不理智,那只是一种占有欲,和追求物欲没有区别,和时尚女人追逐化妆品更没有区别,买了书不看,书倒成了累赘。据说已故的钱钟书家里没多少书,也不知道真假,如果属实,那自己更不应该囤积书籍。我还能抽出时间看书,不知道从书城一筐一筐买书的人是否也像我一样,把书籍束之高阁,从此不再问津。有统计说深圳人均购数量举国第一,我信,书城里买书的人都是推着超市里才有的那种手推车,装得满满的,要付几张百元钞票才行。

  想到不能囤书,索性去书店的次数就少了许多,甚至几个月也不去一次了。与其在书城浏览一下午,不如安静地坐在家里阅读一下午。再说,好的作家凤毛麟角,为了挣钱而写的书,多摆脱不了矫揉造作虚伪浮躁的毛病,所以,我改去图书馆,光顾那些被人冷落的古旧书籍,和那些逝去的朋友对话,反倒让我的生活更丰富。

  郑毓秀和绮云书室

  有的人去游行,有的人去管理游行,我坐上西去的中巴,前往宝安区西乡镇(尽管深圳已经全部城市化,镇改为街道办事处,但我还是不喜欢称呼“街道办事处”这个又长又蠢的行政术语,不如依旧称呼为“镇”好),我去寻找那个历尽沧桑的绮云书室。

  (一)

  天气难得的好,这样的周末让人神爽。公共汽车疾行在醉人的深南大道上,偶尔心里竟然想,要是这车能一直开下去该多好,沿着深南大道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点,也是快事。

  汽车驶进宝安,城市景观立刻发生了难以名状的变化,最突出的莫过于宝安的人多起来,路两侧到处都是人,提着包东奔西走糊口谋生的人始终映入眼里,深圳总是让人焦虑不堪。转过了一个立交桥,我的方位感完全消失,不得不拿出地图,我成了外来人,没事可做的乘客都转过头来看我,地图够大,把我的脑袋与他们好奇的眼神隔绝开来。我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绮云书屋的位置,断定不好从哪里下车合适,闪念之间,汽车就把我带到了终点站,司机告诉我,必须下车了。

  三、四台摩托车围了过来,用白话问我去哪里,我摇摇头不搭他们的摩托,“嘟嘟嘟”地三两秒钟之内他们全部消失了。我要的是过程,我宁可自己找得累一些,找得辛苦一些,不希望直接登堂入室。一来做摩托车不安全,听说有女人搭了摩托车,摩托车再也不停下来,什么时候到达可以做案的地方什么时候停止,一旦停止,都是相对封闭的无人区;还有,公共汽车司机都不知道绮云书室,摩托仔想必也不会了解。立刻就走进了城中村,我对城中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,逼仄的空间压迫得人喘不过气来,人们都无奈地生活在这拥挤的水泥森林里,闲适和享受永远和这里无关。

  “知道绮云书室在哪里么?”几乎所有的人都摇头。尽管我已身处在乐群村内,绮云书室和我同一片土地,但知道它的人竟然为零。嘈杂的巷子里人们做着各种买卖,除了挣钱,中国的老百姓对身外之物没有任何兴趣,这个讲求实利的民族不热衷什么行而上的虚幻的东西,历史在这个讲求生存的国度里没有什么价值,很容易被遗忘。可惜的是,没有历史文化,人们常常自我愚弄,听说游行队伍里有人高喊口号,“还我钓鱼台!还我钓鱼台!”喊口号的人把钓鱼台和钓鱼岛当作一回事了,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窗口城市深圳。

  “靓仔,进来洗洗么?”“进来玩玩么?”洗头房的小姐无聊地坐在门口对我眉飞色舞,示意我进去寻欢作乐。也难怪,我带着有色眼镜,四处查看,她们以为我是客人。小姐就这样拉生意,大家都见怪不怪,我微笑着路过一个又一个肮脏的卖肉堡垒。她们算社会的寄生虫吧?我自己算不算?

  (二)

  我终于依靠打听西乡小学的方式,找到了农民楼包围之中的绮云书室,因为绮云书室紧邻西乡小学,我后来才想到这一点。书室建于满清时期的1885年,占地三千平米左右,现在已经全部划进西乡小学的校园里。周末放假,校园里静悄悄的,我问保安有关书室的情况,保安待人很好,立刻找来一大串钥匙,带我过去。

  迎面而来的是个铁皮侧门,正门已经封住了,铁门上了锁。进了大堂,里面阴暗,采光不好,屋内的柱子都是选用整根红木制作,从地下一支而上,空旷的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保安又帮我打开了南面的一个木门,在里面的几间房梁上我找到了陈旧的艺术,木雕、石雕、砖雕堪称图案精美,不过遗存太少,不仔细发现,绮云书室不过是间普通的老房子而已。曾有人将绮云书室誉为“深圳的陈家祠”,我看言过其实,尤其在凋敝的今天。

  绮云书室的主人是郑姚,当时依靠经营庞大的产业集团富甲一方,在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地均累积了数量不菲的财富。郑姚的三子郑文治在北京户部做官,后辞官经商,在京津地区有房产200多间。财富只能煊赫一时,在历史潮流的跌宕之下终究要烟消云散,让绮云书室名传下来,仰赖郑文治的小女儿郑毓秀。

  郑毓秀生于1891年,在绮云书室完成启蒙教育,后在北京进入新式学堂。14岁东渡日本求学,15岁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,成为反清反封建的革命志士。性格从小叛逆的郑毓秀置生死度外,并参与刺杀袁世凯和清廷大臣良弼;后来,郑毓秀远去巴黎求学,成为中国第一位法学女博士;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,郑毓秀曾阻止陆征祥在卖国和约上签字。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律师,郑毓秀一生从事妇女解放运动;在民国建立初期,作为起草民法的委员之一,将妇女婚姻自主权利第一次写进了法律条文之中。1959年,郑毓秀逝于美国洛杉矶。

  (三)

  没有什么能抵挡住历史的冲刷,更没有什么能抵挡住一个实用主义民族的屡屡清洗。站在空空如也的大堂,心绪起伏,每个人都是一颗行走的流星,在短暂的生命里都努力让自己灿烂,辉煌过后,一切归于沉寂。

  解放后,绮云书室曾被租给皮革厂当厂房,租给粮站做杂物仓库。许多精美绝伦的建筑艺术被破坏洗劫一空,从残留的部分来看,当年书室一定蔚为壮观。中国人喜欢彻底的革命,喜欢推倒重来,凡事都求新,殊不知新旧交融,新往往就是旧。文明总是要遭到破坏之后,才重新回头进行保护,可惜,无论怎么保护,其神髓已不在。不仅仅是绮云书室,龙岗的大万世居,罗湖的元勋旧址都遭到同样的破坏。民族的生存和个人的生存一样,目的绝不仅仅只是拥有孔方兄,完整持续的修养对个人必不可少,完整持续的文明对民族更必不可少。

  2004年城市进行“梳理行动”,由于有的部门工作人员对文物情况不了解,在宝安,一个祠堂和一个碉楼不幸被全盘拆除。

  南头古城寻祖

  林语堂说人生的目的是休闲。这样看来,工作不过是为休闲服务,我对林氏的话服膺甚深,于是我竭力让自己休闲起来。深圳街头忙忙碌碌的人群为了多赚钱跑来跑去,我总在想,一定是他们错了,他们误解了生活的目的。捡了个时间,我再访南头古城。

  2002年初到深圳,入住南头的朋友家,在人行天桥上一下子看见了一个写有“新安古城”的古门楼,我大感意外,立即拍了一张照片。那时候我对深圳的了解仅限于她是个特区,有钱,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眼里,深圳不过年轻的仅有20几岁,没想到深圳同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。如果从代表商周文化的深圳屋背岭遗址的发掘来看,中华文明的确是多元的,深圳地区在远古时期已经有了文化遗存。

  我喜欢上了深圳,于是我要学习她的历史。我热切地想知道深圳过去什么样,都发生过哪些不可遗忘的故事,我太爱这座城市了。张一兵博士撰写了一本《深圳古代简史》,我冒昧地写了封信给他,他很快地给我回了电话,送我一本,从此藉着张博士的书,我有了深圳历史的概念,初步地了解了南头古城。

  根据现有史料反映,南头古时是粤地的一个盐政中心。古代中央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,垄断了盐、酒、茶等特殊消费品的专卖权,烟草明末才传入中国,所以现在的烟草专卖那时候还没有。慢慢地,盐政中心累积大量的财富,南头遂又发展为行政中心。

  南头古城最早建于东晋的331年,东莞郡政府和宝安县政府都在南头,可见当时地位之重要。唐朝时,行政中心迁到现在的东莞市,南头变成军事中心。1394年,明朝在大鹏设立了大鹏守御千户所城,在南头地区设东莞守御千户所城,这才是今天的南头古城。后来,由于人口日繁,明朝设立新安县,“新安”就是“革故鼎新,转危为安”的意思,现在的整个香港地区当时都是新安县的管辖范畴。为了防止郑成功袭扰,清政府下令东南沿海禁止出海,向内陆迁移,这就是清末著名的“禁海迁界”,百姓被迫离开家园,内迁80里,新安县被撤消,全县仅北部山区剩余几千人口。1669年,在广东巡抚王来任再三奏请下,清政府在今天的南头古城复置新安县。

  在南头古城游历,称不上信步,因为古城被包围在密匝匝的居民区里,人多如黄蜂,一不小心,就会踩着别人或者被别人踩。古城徒有其名。

  关帝庙正对深南大道,里面祭祀着英雄人物关羽,我喜欢关羽,发自内心的,所以我跪在关羽像前磕了两个头。做人不会都有关羽那么成功,但是人活一生,还是要有关羽的那种精神。我默立在三结义像前,如今的人们,已失去了所有的信用,有物质存在,可惜精神虚无。

  整座古城只有一个南门保存完好,青砖绿苔,还有古物的痕迹。从南门进入城内,如同钻进了蚂蚁窝。小商小贩在叫卖,街道狭窄,哪里有什么古城的影子?路过的闲人仿佛都没什么好眼神,我的看住我的背包,在深圳,仿佛所有人都是小偷。我在高低不齐的农民楼里寻找古迹,我看到了接官厅、陶朱公钱庄、新安烟馆、当铺、报德祠等等古建筑,每个房间都不大,大门紧锁,把我挡在门外。

  南头古城原有“九街”,如今我数不出来到底有几条街,菜色面孔的人们来来往往。据说,古城在特区成立后还保持有大量遗存,随着特区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达,外来人口日益增多,原有居民将城内的古宅翻修改造,于是一栋栋农民楼拔地起,居民有钱了,可是古城没有了。数不清的外来人口杂居在城内,这里已经不是古城,而是一座现代农民城。南头古城再一次证明了一个实用主义民族的巨大破坏力。

  城内所有的景点都锁着门,不知道为什么。作为深港两地共同的文化发源地,香港回归之后,每年都有许多港人来到南头古城寻根。我相信,他们一定很惋惜,祖宗的财产被破坏殆尽,只能空悲切。小景点的大门封闭,不知道这样的景点还有什么意义?

  没有意义的不止这些,在古城的遗址上新建了一座博物馆。顺便走过去,门卫要收票。我惊诧于深圳的如此壮举,开发了那么多公园休闲免费,偏偏要一个历史博物馆收费。深圳的财政担负一个博物馆绰绰有余。据朋友们讲,国外的许多博物馆是免费的,常常让我羡慕不已。博物馆是什么?博物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聚集地;城市博物馆才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所在。如果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城市拿自己的文化出售,把精神和文化也当作商品,那这样的城市该有多么地愚昧和粗鄙!

  我不是为了节省二十元钱,不入博物馆表明我的一种无声抗议。博物馆后面是正在发掘的遗址,黄土裸露,面对着那些逝去的老祖宗,我竟然无言。祖先们不知道,一个伟大的城市正在出卖着他们的灵魂,如果文天祥和关公有灵,就下凡来给深圳一个说法吧。

  黑夜里,我行走在城市的边缘

  不知是网络迷住了我,还是我迷住了网络,最近我黑天白天沉浸于网上。对着镜子看看,真的成了青蛙王子,两只眼睛外冒,几乎跳出镜片。眼球里经常充斥着血丝。

  晚上睡觉的时间也一再推后,零点也不能入睡。

  下了班,本来还要再加一会儿班,可是看见电脑心烦,总有呕吐的感觉。不干了,天大的事也要放在明天。

  于是,我又走在了寂静的边防线上。

  12月的初冬季节,虫声少了太多。没有风。

  我想一个人走,于是我冲出队伍,加快了脚步。很快,前面也没有人,乌黑的一片;后面也没有人,乌黑的一片。青麻石铺就的边防线有些许古气,走在上面,稳重。

  我不停地加快脚步,半黄半绿的枯草黑?q?q地向后退去。走出了汗,我还要快走,我想把所有的烦闷像汗水一样走出去。我快步走,几乎走出泪水。

  眼前浮动着爸爸和妈妈的身影,他们搀扶着,在飘雪的菜市场买菜,妈妈老了,爸爸回头看了我一眼。他们在北方。

  好像又回到了办公室,我通常坐在办公桌前整天不说一句话。我不想说话,说话也是没用的话,言多必失。同事们都陆续地走了,又剩下我一个人。闪动的电脑屏幕上,Email已经几个月都收不到一封信了。我的离开那个孤独的办公室。

  我看见了初恋的情人,她就笑了笑,不见了。好像消失在转过弯道的山那侧。

  觥筹交错的那些狐朋狗友,还在为我送行,灌我白酒。我不能喝了,不能再喝了,深圳人不喜欢喝白酒。他们说喝死了也要喝,人生得意须尽欢。

  我提着塑料袋走进了大学的公共浴池,冒着雾气的洗浴间里谁也看不清谁,我大喊一声,“小九”。浴池里突然间一个人都没有。

  我想着瑞典那么小的国家怎么能产生诺贝尔那么伟大的人物。北欧人过着富足闲适的生活,什么时候东北也那么富裕,我就回到故乡去。我要去亚布力滑雪,天天滑雪,什么都不干。

  我突然冥想那个法国的杜拉斯是怎么在60多岁的伟大年龄和她的小情人做爱的,那个女人,是个疯狂的女人。

  苏青在胡兰成笔下怎么那么协调。她是一个生活在人群中又不能让人接近的女人;他是一个汉奸?

  我想到了河南那些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贫穷家庭,在艾滋病日,不知有没有人去关心他们。我又突然想到深圳那些可怕的一夜情人们是不是都得了艾滋病。

 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望无际的草原,在蒙古包前有个美丽的姑娘好像在等待她的情人。那个情人肯定不是我。

  眼前出现了大片大片暗红色的玫瑰,又出现了大片大片淡紫色的薰衣草。

  天空中星星闪烁。湿润的空气是香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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